前不久，浦东开发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后，网上一下子涌出一大堆抚今追昔的文章，感慨这三十年间浦东的沧海桑田。其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公众号“方志上海”里的一篇《老早，阿拉去浦东都靠它》，洋洋万字讲的是上海黄浦江轮渡的百年历史，应该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权威、最全面的回顾了吧。当然，轮渡是规范的书面叫法，在上海话里，习惯称其为“摆渡船”，又把轮渡站、渡口叫作“摆渡站”或“摆渡口”。
因为从小生在浦西、长在浦西，童年时我很少有机会过江，但寥寥几次摆渡经历却一直记忆犹新，我对摆渡船和摆渡站似乎有一份特殊的情结。因此，读完“方志上海”的那篇宏文，不由往事涌上心头，陆续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几条与摆渡船有关的个人记忆。当我把和这些记忆碎片串联起来之后，发现这里面不仅有自己的成长轨迹，也伴随着浦东和轮渡的不断变迁；我人生经历中的这六个片段里悄悄隐藏着和城市发展进程、和上海轮渡兴衰有关的细微线索。因此我决定花一些时间，把这些记忆完整地记录下来。
第一次摆渡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大约1980年代中期，具体年份无从考证了。当天的目的地并非江对岸的某个地方，我妈只是为了带着我去消磨一下时间。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位于市中心静安区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前楼里，只有一间房，面积不到二十平米，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那一年，我爸正在读夜大，为了可以让他在家里安静地复习备考，母亲只能带着年幼的我出去轧马路。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年住房条件普遍较差的上海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流传更广的案例，是家里的老人大晚上出去逛街，为小夫妻创造二人世界，以便儿女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业。
我们母子俩先走到南京西路，然后坐20路无轨电车到外滩，在驰名中外的“情人墙”旁逛了好一会儿，母亲觉得还不到该回家的时候，就领着我在延安东路摆渡站坐上了开往浦东的摆渡船。对岸正是如今誉满全球的陆家嘴，只不过现在摩天大楼林立的CBD，彼时还只是一马平川的“处女地”，那里的第一座超高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要大约十年以后才造起来呢。
摆渡船靠岸之际母亲和我说，这边就是浦东了。听到这个自己感觉很陌生的地名，我一厢情愿地以为下船上了岸便离开了上海，一时间兴奋起来，毕竟小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踏足外地无疑是件天大的事。可我妈并没有带我上岸，我俩依旧坐着来时的这条船，掉头返回外滩，然后再坐电车回家。一进门，我便迫不及待地大声宣告：今天自己差点到了外地！祖父问我去了哪里，我说那个地方叫“浦东”。
在那个年代，和繁华热闹的浦西相比，浦东既不好看也不好玩儿，所以住在浦西的上海人若不是在浦东上班或是在浦东有亲眷好友，基本不会往江对岸跑。正因为家里没有去浦东的“刚需”，那次摆渡初体验后，我很久都没有再乘过摆渡船。虽然父母隔三差五就会带我去外滩，但对于我摆渡去浦东的提议，他们总是拒绝，理由无非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或者“浦东又没啥好玩的”。他们越是这么说，我越是好奇对岸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几块巨大霓虹广告牌后面到底是怎样的世界？他们越是拒绝我的提议，我对摆渡船就越是向往。
其实那时候，对那些经常要摆渡的人来说，坐船过江一点也不值得向往，反而是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一道难题。当年的上海，摆渡船是人们往来浦东的主要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放眼市区的黄浦江流域，江上看不到一座大桥，隧道只有可怜的一条。每天早晚高峰，两岸摆渡站内总是人山人海、怨声载道；即便轮渡公司不断增加运量、增加码头泊位，也总是杯水车薪。
除了日复一日的拥挤，上海轮渡还曾是这座城市的一处伤疤。1987年12月10日，就在当年母亲没带我上岸的浦东陆家嘴轮渡站，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安全事故——当天清晨大雾锁江，轮渡停航，致使数万乘客滞留；九点大雾散去，轮渡复航，却因摆渡站内通道狭窄、人流汹涌、管理不力，发生人群踩踏，导致群死群伤，酿成惊人悲剧。
这些陈年旧事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通过被保留下来的各种影像资料，依然能让人对当年的过江之难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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