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幻乐一场”，这场事先张扬的演唱会虽然已经结束，但话题的热度却依旧不减。这不仅反映了王菲作为流行巨星的影响力，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演出的实际感受与前期造势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

一时间众说纷纭，一方面，粉丝把演唱的瑕疵归咎于偶像年岁渐长，认为王菲不间断连唱两小时共35首歌，已经是诚意满满；另一方面则有业界人士甚至同行批评票价虚高，演出失准。消费情怀与市场技术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些争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既反映了中产阶层对文化记忆的消费意愿，也印证了文化产业中强调标准化原则，以及理性价值取向的一面。

以上争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都十分突出。粉丝购买高价票、炫耀性消费，沉湎于偶像的与众不同，这些现象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所谓的“脑残”行为，也不能说文化资本差异形成的鄙视链是一种正义。虽然文化产业限定了我们消费的项目和内容，但粉丝仍然拥有解读文本并制造意义的自主性。

歌迷在网络中分享了他们迥异却充满了感情的视听体验，在这些纷杂的回忆里，我们能够看到偶像在个人身份建构中发挥的赋权作用。譬如经济独立的中产阶层女性，如何安置自己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同性恋者怎样纾解不公待遇造成的压抑孤独，在感受王菲的经历和音乐的过程中，他们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慰藉与力量。

王菲是一名出色的女歌手，准确来说，是一名出色的录音室歌手，但她更是一位跨领域的流行人物，不仅能驾驭多元的舞台造型，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也足够亮眼。直到如今，我们也很难找出一位可以与之媲美的跨界明星，而多年来音乐选秀、综艺类节目的长盛不衰，除了在提升大众聆听水平方面有所助益之外，歌手的现场演唱能力却被过分突出了。人们忽略了音乐产业的整体性，而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歌手（音乐人），他们的形象设计、风格定位、商业考量等等，都淹没在奇观式的表演互动里了。

如果我们对菲迷的主观迷恋，和反对者苛刻的论断都感到不满，那么，关于王菲的巨星身份，我们还有其他理解的路径吗？王菲的成功在于，她通过香港唱片工业的考验，并混搭出丰富多元的视听语言，既满足也挑战了人们对都市文化的想象；她的影响力则缘于身处范式转移的年代（九七回归），从香港明星到大中华地区明星，王靖雯回归王菲，得益于她流动的身份认同，能够在充满矛盾的角色扮演中，营造出奇特的和谐感。

成为王靖雯，是迈向粤语歌手的第一步。许多人以为这一时期的王靖雯并不成功，殊不知掌握各种曲风、体会不同语言的差异，这种港式情歌（Cantopop ballads）能力至关重要。刚从美国回港的梁荣骏在新艺宝做监制，他与王菲特别投契，配上粤语歌词的英式摇滚、R&B、Soul等不同风格的歌曲，他们统统尝试了一遍，《王靖雯》、《Everything》、《You’re the Only One》在销量和奖项上均有所斩获。

香港唱片工业在1990年代已经到达巅峰，翻唱风气和原创运动并驾齐驱，商业包装日臻完善，且吸纳了来自全球的创意人才。彼时，内地出台了出国（留学）鼓励政策，跨地域人口流动增速，已成名的内地歌手逐渐获得留学或签约的机会。但香港流行文化是时髦和摩登的代名词，是现代性欲望的投射，是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要在香港谋求一席立足之地并非易事。

与王菲经历类似的同时期内地歌手，如演唱《信天游》的“小邓丽君”程琳、Disco盒带销量冠军张蔷、创作《我的1997》的艾敬等等，她们在感知都市语言、外形打造、甚至评价社会事件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客观来说，这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更多与文化工业的完整成熟度、现代都市化进程有关。

因此，凭借一首翻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站稳脚跟的王靖雯，很快赢得更多资源，林夕的歌词、Zing打造的妆容、区雪儿执导的MV，王家卫的爱情小品《重庆森林》，经纪人陈家瑛塑造的明星故事，让恢复本名的王菲成为一个指意丰富的互文性文本。

在《重庆森林》里，快餐店店员菲展现了她全方位的胜利：快餐店、街市、中环至半山的自动扶梯、警员663家、美国梦，菲来去自由；电影背景穿插着小红莓乐队的《Dreams》和王菲翻唱的《梦中人》，反映了她在异质都市空间和陌生音乐双重领域中，游刃有余的状态。王家卫在拍摄完《东邪西毒》之后，觉得很有必要再创作一部发自本能的、充满乐观感受的电影，他认为故事会因演员、环境而发展，所以，观众能捕捉到这个不爱说话、爱音乐、略带神经质的短发王菲。“梦”的概念非常重要，在这次演唱会中也不例外。

王菲在主流社会获得了广泛认可，但这种接受并不是因为遵循官方或大众趣味。相反，她对此的态度总是游离甚至缄默。王菲的“酷”是独立的，自我的，有人认为她挑战了商业逻辑，自然也有人批评这不过是另一种营销手段，无论是哪种情形，商业/艺术、模仿/独创等二元分野成为人们评判的主要依据。但是显然，王菲对音乐风格的选择与实践，也包含了社会与政治层面的积极意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当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了第一要务，GDP数据不断攀升之际，中国也在积极寻找后冷战文化版图中的全新定位，正如央视春晚最为瞩目的桥段——倒数“北京时间”，正是一种对全球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新呼召（interpellation）：在主持人或深沉或激情的串词中，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以黄皮肤和黑头发相互辨认，他们凝聚在黄河与土地书写的民族寓言里，也就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当中。

活跃在央视春晚舞台的歌手、舞者、曲艺表演者，尤其是来自海外的明星，他们的节目几乎都要以某种方式，证明它的可信度：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汪明荃《万里长城万里长》和《家乡》、费翔《故乡的云》、刘德华《中国人》和《大中国》等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选择余地并不多，抒发民族情感或者演出代表作，歌曲的风格通常要符合节日的喜庆氛围。更重要的是，明星在央视春晚亮相，意味着拿到了内地市场的入场券，必定少不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王菲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大中华论述。有趣的是，正如观众所见，无论是九七回归的大型晚会，还是央视春晚，王菲的演出总是冷静而克制的，与其他重量级明星，如四大天王、叶倩文他们挥洒激情与沉浸其中的舞台风格完全不同。不仅如此，王菲的服装、妆容和发型，同样以简洁和冷色、单色为主，这跟她出席各种颁奖礼的前卫、闪亮形象判若两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菲的曲库中，几乎没有一首与家国情怀有关的创作，甚至连积极的、励志的歌曲都十分罕见。《相约98》在她和那英的合唱中，听众能感受到轻盈、优雅和一丝丝的温柔，却很难想象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源于赞扬改革开放给国民带来了福祉。在中国以“北京时间”加入全球化潮流之际，王菲是疏离的。

至于新千年以降，大国崛起，本土歌手的选拔不再受限于传统形式的比赛，那些怀有热情，但缺乏专业训练的年轻人，纷纷投向不设门槛的音乐类选秀节目。经过十余年发展，选秀偶像们逐渐在内地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强、响”的音乐美学，裹挟着“国家——个人主义神话”的想象充斥电视荧屏。人们不再醉心于港台腔的“靡靡之音”，这是烟酒嗓和“大嗓”的时代，是属于北方气质、现场表演的时代，是延续上一个十年，如今更加工具理性化的时代，只有唱将型的歌手最值得大众肯定。

在这种社会脉络下，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到，王菲在演唱会中糟糕的表现为何招致如此广泛的抨击了。事实上，王菲擅长刻画私密与抽象的感悟（其歌词作者功不可没），是借助话筒传递的低语轻吟（crooning），是宣扬无意义音节的女性主体话语，这个特质被她视如珍宝，可以说他人音量越大，她越小；他人情感越浓烈明艳，她越晦涩不明。

王菲的演唱会是一种包含了视觉实践、概念先行的综合体验。毕竟，像《催眠》中“一二三岁，四五六岁，千秋万岁”，这种童稚却艰深的意境，单凭嗓音的稳定与准确是远不足够的。与其我们揪住个别歌手的瑕疵不放，为何我们不去反问，现场演唱是否是作为歌手唯一的政治正确？歌曲呈现的世界里是否只有自恋式的挣扎与世俗成功？创作者如何平衡确定与未知的边界，以真挚的情感与听众沟通？音乐产业如何与其他行业跨界合作，创造出多元的视听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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