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腹地游历，一天凌晨来到艾尔斯岩观看日出。这是一块巨大的平整的岩石，拔地而起地伫立在平原上。六点多时，太阳升起，黑色的岩石顿时披上火红的外衣，云彩无法无天地在头上生长，远处的天际还在电闪雷鸣。在那短短的太阳跃上地平线射出第一缕光线的一分钟内，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漠、巨岩和天空刹那间被赋予的无限生机，我脑海里响起了音乐——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如果搁置原著中对哲学浪子历程的描写以及对永恒轮回及超人意志的隐喻，理查的这部深受尼采著作启发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引子，便是通过音乐描绘日出的气贯山河。低音提琴和低音巴松在音域的最下方用低沉的悸动刺激着听觉极限，铜管随后加入，强化日出前的焦躁不安。随后乐团轰鸣，定音鼓滚奏，音符完成了从庄严到勃发的情绪转变，朴素的旋律描绘出地动山摇的波澜壮阔，并在管风琴的持续咆哮中激发人类对未知的求索本能。在众多的音乐中，几乎没有一个片段能在短短不到一分半钟的篇幅内，仅仅透过几个音及和弦，取得如此效果。创作这部作品时，作曲家才32岁。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是即将迎来150周年诞辰的理查·施特劳斯多产的交响诗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而交响诗作为一种当时新兴的音乐体裁，也只是理查门类繁多的音乐创作中的一部分。历史上很少有横贯体裁，也就是对歌剧、管弦乐、协奏曲和室内乐同时掌握，还一并取得极高成就的作曲家。对于中国乐迷，施特劳斯是个令人费解的名字。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作曲界中有以圆舞曲著称的施特劳斯家族，往后还有与该家族毫无干系的奥斯卡·施特劳斯，同样以圆舞曲和轻歌剧闻名。理查和这些圆舞曲作曲家没有血缘关系也少有交集。为示区别，一般对他以“理查”称之。
理查的全能性在他的创作题材中可见一斑。他写出了10部交响诗，10多部声乐套曲，12部常演歌剧，5首室内乐及协奏曲若干。交响诗，或称为交响音诗，就像现在的饶舌歌一样，也是当时热门的音乐类型。交响诗区别于交响曲在于它的标题性更多诠释了作曲家的创作主张和思想理念，从结构而言仿佛短篇小说和章回本小说的关系。如果说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开启了交响诗作为标题音乐的大门，那理查则把这一体裁提升到了可以与贝多芬交响曲相提并论的高度。
在交响诗中，理查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的身份，运用高超的配器和宏大的乐思，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面，其中有像《蒂尔·尤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这样轻松俏皮的音乐，也有像《英雄的生涯》这样自传题材的主旋律音乐。他1915年所写的交响诗《阿尔卑斯山交响曲》，描写的是自己历时11小时的阿尔卑斯山攀登之旅。长达50分钟的演奏时长和约130人的乐队可能是理查交响诗中最为宏大的作品，也可视作为理查对这一体裁的暂别之作，因为他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歌剧和指挥中去。
早在1905年，理查就写出了《莎乐美》，名声大噪，以至于二战后他向前来抄家的美国大兵介绍自己时，就说自己是“《莎乐美》和《玫瑰骑士》的作曲家”以求片刻安宁。这两部歌剧是理查歌剧产出中的皇冠之作，然而它们在音乐趣味和风格上的大相径庭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莎乐美》根据奥斯卡·王尔德的同名剧作改编，展现的是肆意张狂、疾风骤雨、无法无天的音乐，虽取自《圣经》，但由于音乐的直白和剧本的血腥，竟然在英国遭到禁演。
《玫瑰骑士》（1910年）中无比精致、高贵和典雅的音乐，与摄影师布列松的名作《圣拉扎尔火车站后》一样，预示着欧洲政治雷暴到来前夕的风平浪静。理查是极少数完整经历过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的作曲家，而身为德国人的他又能从中体会到民族精神大厦的轰然倒塌。不过，很难从音乐中听到理查对时代遭遇的控诉。除了若干部政治任务，他也少为当下时局创作。1933年，理查违心地接受了戈培尔的任命，出任帝国音乐部部长，分管德国境内的音乐工作，“希望在逆境中防止更大灾难的发生”。1934年，他在和茨威格的书信中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信件被盖世太保截获并送交戈培尔与希特勒，理查旋即以“健康原因”被退休。其后理查屡屡用自己的名望和向当局悔过的方式，保护他的犹太儿媳妇爱丽丝，还有两位犹太合作者——出版商福斯特纳和脚本作者茨威格。但即使他亲自跑到集中营，也无法保住爱丽丝的32位家眷。
也许这些无法置之身外的遭遇促使理查在生命晚期放弃不写政事的原则。《变形记》（1945年）是他最后的作品。这部为纪念贝多芬而写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他对遭受战争毁灭性打击的德国的挽歌。理查又一次回到了类似于交响诗体裁的怀抱，告别此前的大编制，用纯弦乐队编织起约半小时舒缓浓密的单乐章音响，为纯真天然的年代送终。
1948年，理查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作品《最后四首歌》，其中的第四首歌名为《日落》。从日出到日落，理查完成了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暮暮老人的创作之旅。他那多有不甘的人生和愈见真情的音乐，留为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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