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古斯塔夫·马勒百年祭
马威 于 2012.01.18 19:21:23 | 源自:《音乐爱好者》杂志 | 版权:特约 | 平均/总评分:10.00/40
  • ●首演

    1910年,9月12日。德国,慕尼黑。国际展览中心的新音乐大厅内,三千四百名观众正翘首等待。一些观众正在翻看手中的乐谱,其他的则在好奇中兴奋不安。要将这天慕名而来的所有人一一列出是不可能的,他们中有:

    • 著名剧作家霍普特曼、文学家托马斯·曼和史提芬·茨威格;
      来自巴黎的钢琴家卡塞拉和著名外交官克莱蒙梭;
      来自荷兰的指挥家门格尔贝格和音乐家狄本布洛克;
      来自柏林的著名物理学家阿诺尔德·柏林纳;
      来自柏林的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马克斯·雷恩哈德和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
      即将为二十世纪古典音乐披荆斩棘的策姆林斯基、勋伯格、魏伯恩和贝尔格;
      舞台美术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日后成为指挥巨匠的斯托科夫斯基、瓦尔特、克伦佩勒和奥斯卡·弗里德。

    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慕尼黑音乐协会扩编后的管弦乐团,以一百七十一人的阵容井然就座。乐团两侧的阶梯席,一侧是来自维也纳乐友协会的二百五十名合唱歌手,另一侧,是来自莱比锡里德尔协会的二百五十名同样优秀的合唱歌手。乐团后面的平台上,挤满了一个个小天使——那是慕尼黑中央歌唱学校的三百五十名童声合唱团员的稚嫩的脸庞。合唱团的后方,管风琴演奏员从容入座,正准备以果决的按键来释放壮阔的声浪。

    晚七点三刻。古斯塔夫·马勒准时在舞台出现。观众席立时止住嘈杂,显出不寻常的肃然。马勒疾步穿过乐团,拾阶而上指挥台,全场观众突然起立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马勒在台上站定,如炬的目光穿过眼镜,扫视着面前庞大的演出群体。他对着童声合唱团喊道“哈罗!”,而孩子们也回应道“哈罗!”。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稍顷,马勒振臂一挥,由管风琴、木管乐器和低音弦乐组奏出的降E大调和弦,如排山倒海滚滚而来……当绵绵不绝的音流在八十五分钟后引领观众到达辉煌的顶峰,至最后一声和弦铿然而止,这时:“一片寂静。四千人,观众和演出者爆发了,这场喝彩的风暴持续了几乎半个小时。”

    童声合唱团的小天使们热烈地叫喊着,几百双小手争先恐后的要拉着指挥家,令现场观众感动不已……当指挥家第三次出来谢幕时,三个孩子走上来,他们代表少年合唱团,送给马勒一顶漂亮的桂冠。这是古斯塔夫·马勒《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八个月后,他在维也纳去世。

    在这次首演之前,马勒更多的是以一个指挥家及剧院管理者在欧洲和美国赢得声誉,以自己少数作品的不多的几次演出,获得圈内人士的尊重和评论界冷淡的反响。而在《第八交响曲》首演时,仅在欧洲,以慕尼黑为中心,众多的音乐家、作家、画家、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人士,迅速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马勒支持者的同盟,他们群策群力地演出并传播马勒的作品;为了这位五十岁的艺术家和这部交响曲,保尔·斯台凡出版了一本装潢高雅的书作为节庆礼物——《古斯塔夫·马勒,一幅他性格的肖像》,其中的撰文作者包括了作家、学者与音乐家,他们是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罗曼·罗兰、普菲茨纳、茨威格和格哈特·霍普特曼;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16年3月2日,在英国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的率领下,《第八交响曲》在新大陆不加修改的首演取得了空前成功,在费城连续演出八场后又在纽约加演一场,“美国听众对作品的热烈反应和印象,超出之前的其他任何音乐作品”。

    音乐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音乐家,去世前借着一部作品首演而一战成名,荣耀备至;也没有哪一位音乐家,生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听众的否定和怀疑中,却在去世前陡然获得如此巨大的肯定与赞许。

    尽管生前获得如此高的赞誉,遗憾的是,在马勒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的真实形象和人格仍然蒙着重重迷雾。马勒身边的朋友们对他知之甚多,然而,其他人,包括许多指挥家和更多的听众们,只能由演出或唱片来间接了解他。各种误解和偏见在公众中流传甚广。在我国,由于信息的闭塞与视野局限,情况就更甚。在我们身边常有这样的讹误,如:

    马勒是个孱弱而脆弱的“悲观主义者”么?他是一个试图进行人道主义“说教”到头来理想“破灭”的音乐家么?他是一个在“天国”里寻找“虚妄”的人生答案的人吗?……庆幸的是,历史总会抹掉谬误和“想当然”,并让人们见证真、善、美。

    ●体格与内涵

    还在青年时代,马勒就酷爱漫游和徒步,并养成快步穿越森林和草地的习惯。在汉堡歌剧院任职期间(1891-1897年),当他在王室庄园度假时,他不仅徒步,而且骑自行车——当时最时髦的交通工具——来远游。1896年,当他到伊史尔(Ischl)拜访勃拉姆斯时,就是长途骑车去的。在随后的几个漫长暑期,无论在奥地利阿特湖畔的施坦因巴赫(1893-1896年),还是在华特湖畔的麦尔尼格(1900-1907年),从他的好友,如舞台美术家阿尔弗雷德·罗勒的回忆中,我们方知道,马勒远不仅是个矮小且精力充沛的指挥家,他也是一个健步如飞的山区徒步爱好者,是有着异常矫健入水姿势的跳水及游泳健将,还是有着娴熟划船技术,其划船速度是让人望尘莫及的准运动员。在麦尔尼格,马勒的朋友们曾经对晒着日光浴、有着强壮体格的他惊奇不已。一句话,马勒是一个有着让普通人自然弗如的运动员体格与素养的人。如此热爱户外运动的人,也无疑是一个异常乐观且热爱生活的人。

    运动之外,马勒也是一位异常博学、涉猎既广且深的音乐家。1875年,马勒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随后从1877年开始,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并注册了三个学期,这三个学期中,马勒选修的通识课程包括德国文学史、艺术史、哲学、音乐史、音乐美学及视觉艺术(包括绘画与雕塑)的课程。

    正是在维也纳大学,他开始熟知康德和叔本华,歌德与席勒,霍夫曼、让·保罗及他终身的挚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特别是让·保罗, “从这颗高贵的心灵里涌出爱的激流,他坚定的、深刻的,并植根于哲学上的虔诚,他崇高的幽默和丰富的想象力”,都与当时马勒的心气尤为契合。在维也纳大学期间,马勒获益最大的,恐怕就是弗朗茨·布伦塔诺教授(Franz Brentano)和他所开的《哲学史》及《哲学作家的自我研读》这两门课。这位教授有着迷人的风采、热情的个性和耀眼的文笔,他对中世纪与现代哲学都很精通,也是形而上学的反对者及二十世纪哲学与心理学的先驱之一。他在课堂上,曾以一个虔诚天主教徒的观点来谴责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其说法令当时的马勒颇为震惊。马勒终其一生,不断通过自修,经常做哲学问题的思考,无疑是深受这位教授的影响。马勒和布论塔诺教授一样重视现代科学,对基督教信仰和自然科学亦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对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并不认同。

    结束学业及早期的漫游工作时期后,从汉堡歌剧院到维也纳歌剧院时期,马勒在奥地利湖滨的几座“暑期”作曲小屋中,除了他爱不释手的巴赫全集,还放着心爱的康德与歌德全集。他对古典及浪漫派诗歌的熟捻和研究早为人熟知。马勒可谓是将交响曲与艺术歌曲融会贯通至顶峰的音乐家,文学方面的造诣无疑给了他坚实的根基,他在此方面的成就包括:

    • 在联篇艺术歌曲《少年的魔号》中,马勒所用的诗歌主要取自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在十九世纪初出版的古代德意志名歌集,歌德本人曾给予此诗集极高的评价;
      他的艺术歌曲集《亡儿之歌》,使用的诗歌则取自浪漫派诗人弗雷德里希·吕克特的诗集。马勒在这些艺术歌曲中的大胆革新,为艺术歌曲开创了新纪元,并直接导致后来1910-1912年期间韦伯恩、勋伯格等人新艺术歌曲的出现。在艺术歌曲中,马勒显示了对古代及浪漫派诗歌之诗意与韵律的深刻把握,堪为德奥古典艺术歌曲的最后高峰;
      《第一交响曲》之灵感即取自浪漫派小说家让·保罗·里希特的小说《巨人》
      《第二交响曲》终乐章的合唱词,直接选择德国诗人克鲁普·斯托克的诗歌;
      《第八交响曲》的第二部分的唱词,以歌德《浮士德》终场为蓝本,在构思这部交响曲时,马勒“兜里只装着苹果与《浮士德》”,随时翻阅和研读。

    ●贝多芬、布鲁克纳与马勒

    从古典时期的海顿,直到浪漫派时期的布鲁克纳,每一位音乐家的交响曲,都会呈现出从稚嫩到成熟而至炉火纯青的过程,并大都会经历从模仿或效法而至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沿革。但是,马勒是个例外。他的天赋、音乐才能及音乐以外的广博造诣,使得他的《第一交响曲》就已是大师手笔,无论和声配器还是构思及内涵,都出手不凡而卓尔不群,如音乐家勋伯格所说:“《第一交响曲》已具有了他一切的特点,这儿已响起了他生命的旋律,他只是发展它,把它带到更高的层次。”纵使马勒的作品有如此明显的独创性,然而不可否认,前辈大师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在这些前辈中,除了巴赫,给予马勒最大影响的应是贝多芬和布鲁克纳。将马勒与这两位前辈作一番粗略的比较,是十分意味深长的。

    贝多芬是音乐史上“力”的巨人。不幸的情感遭遇,晚年的耳疾、健康问题和贵族支持的丧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备受折磨。这些折磨不仅侵入他的肉体,也扭曲着他的心灵。贝多芬渴望摆脱贵族而生存,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维也纳三大贵族家族的资助,但是,对于贵族他却出于某种原因而显出不够礼貌的傲慢和不谦逊;他异常渴望得到爱情和家庭的幸福,但是往往沉湎于过分的对感情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之中。对某些想法的过于偏执(比如在对待侄子卡尔的问题上),也使得他不仅终身未获家庭的幸福,还常常处于周遭群体的对立面。贝多芬一生中有过短暂的幸福时光,当沉浸在难得的爱情中时,他会显出令人亲近而美好的一面。比如在1806年,当他与特雷泽·布伦瑞克相爱时,“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他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可忍耐”。可惜,即使在这段非常美好的爱情中,命运和贝多芬的性情也没有遂人愿,婚约最终还是毁了,“也许以他暴烈、多病和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这段感情结束后,贝多芬便“完全放纵那暴烈与粗狂的性情,对于社会、习俗和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

    歌德对贝多芬的人格有着敏锐的观察,他的评论一语中的:“他的才华让我惊讶,但不幸的是他是个完全未被驯服(或教化)的人,他总是认为整个世界很讨厌,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的态度并没有让世界对他自己或对别人来说变得更好。”

    贝多芬这些不幸的内外交困,迫使他将不满、愤懑及爱与温柔以一股“蛮力”倾泻在音乐中,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作品。面对这些作品,人们有时感到既敬畏又困惑。我们每每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时而经历激烈甚至白热化的你死我活的战斗(《第五交响曲》),时而面对着横扫一切的英雄的胜利(《第三交响曲》),时而又聆听貌似圣哲的居高临下的训导(“第三”“第七”和“第九”交响曲)。斗争或许有快感甚或很感人,但是,真实的生活的本质可以用“扼住命运咽喉”的斗争或“从黑暗到光明的斗争”来概括么?抑或没有接纳自己和善待世界的人才会自己和自己争斗角力?

    贝多芬的同时代人,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在提到贝多芬时说“他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艺术竟与狂野与古怪的元素合二为一”。歌德在听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说道:“这是巨大的,狂妄的,甚至可说屋宇为之震动”。舒曼在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似有同感“他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而发生,总教你充满恐惧与惊异”。而罗曼·罗兰,则在他那本名垂千古的《贝多芬传》中总结道“1810年以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了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

    相比之下,马勒的遭遇也同样充满不幸。他的童年时期,除了亲眼目睹令人羞耻的家庭暴力,还要经历几个至亲兄弟的夭折。成年后的音乐创作也一路坎坷,无论音乐圈里还是圈外,都不被广泛接受,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家庭负担,在1895年,马勒最有音乐才华的弟弟不幸自杀,马勒伤心之余只好卖掉维也纳的居所,带着两个妹妹到汉堡同住,他后来曾对妻子爱尔玛说:“你很幸运,因为你是含着银汤匙长大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过花样年华,也没有家庭重担缠绕你的脖子,我这一生却是蹒跚而行,总有一块土压在我的脚上。”至晚年,健康又频频报警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最喜爱的户外运动——要知道这是马勒最珍视的激发灵感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在马勒生活的约瑟夫一世时期,贵族们都放弃了传统的支持或赞助音乐的态度,像金斯基和华德斯坦家族对贝多芬的支持那样的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使得马勒面临着比贝多芬时代更严峻艰难的创作条件。即便如此,马勒却没有贝多芬那样明显的愤世嫉俗。虽然社会对马勒不公允,没有公平且及时地接纳他的作品,但是他并没有同样的抵触或贬斥听众或社会,只用了一句“我相信自己会时来运转的”来勉励自己。他为了谋生而选择了剧院的管理和指挥实践,这使得他与当时的音乐界及普通听众保持着极好的互动,并在工作假期中全身心创作,以另一个途径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事实上,马勒积极的指挥实践和剧院管理,不仅使他时刻与当时的音乐界(包括音乐家与听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自己对于演出效果、音乐音响和演奏处理等诸多音乐表演之实际问题的真知灼见,从而助力于他的创作,亦使得他创造性地拓展了交响曲的广度与深度;前无古人的大规模使用了动机发展方法和统一的哲学构思,并极大地丰富了交响曲的音响空间,赢得了音乐界同行的尊敬与仰慕。

    在马勒的时代,作曲家大都失去了贵族的支持,这一方面使作曲家失去了安心创作的保障,也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因为市民阶层(包括犹太市民阶层)从贵族手中接过了支持音乐的接力棒。所以,马勒的创作,某种程度上与他的听众——普通市民或广大的普通人阶层——发生着更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的音乐指向或受众,比前辈音乐家具有更普遍和更深刻的意义。显而易见,马勒的交响曲没有丝毫的道德或人道主义说教,相反,他所作的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与呈现,这一点也与贝多芬惯常的英雄似的鼓动和自上而下的宣告不同。马勒那无所不包的交响曲所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异常丰富而无所不包的情感与体验,包括人的存在与大自然的神性,造物主与所造之物,生命的思索与死亡的感触,怀疑的与坚信的,对立的和统一的,并置糅合在一起,让我们浸入其中,自己去体验与回味,进而沿着马勒的引导,慢慢找到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萌发自己的信仰,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马勒没有在音乐中将他的想法和信仰直接灌输给我们,也不在音乐中替我们下结论做判断,相反,他是将触发和孕育自己信仰的土壤藉由音乐呈上给每一个听众,如他所说:

    • “音乐,仅仅能表现全部的人——感情的人、思想的人、呼吸的人、受难的人”。

    贝多芬之外,布鲁克纳也是马勒的前辈及精神导师之一。这位淳朴而虔诚的天主教徒,终身只为创作和演奏神的音乐。他对于音乐以外的其他艺术乃至社会政治均不感兴趣,“他的谈话从不论及读书,无论是散文的还是诗歌的;也没显示出他对科学感兴趣,广阔的学术领域也并不吸引他;如果音乐不是谈话主题,他就把谈话转到狭窄的日常盛衰变迁上去”。他的作品中对自然的美与神性之崇高的赞美,比比皆是,其作品中丰富而宽广的旋律美以及神圣的升华,除了马勒以外,大概没有可以比肩的音乐家。纵然他那些圣咏般的旋律美则美矣,同时也着实少了点人间烟火气,有时不仅让听众纳闷,自然与宗教的崇高虽然很美,我们平时生活的乐趣哪儿去了呢?人不能只活在理念或祈祷里吧?

    而马勒的作品则全然不是这样。他的作品绝无布道似的高谈阔论或训导,也没有飘渺得犹如空中楼阁一般的“崇高”。他的交响曲包含斗争,却远不止于斗争,更包含着鼓励与安慰、嬉戏和玩笑、爱与祈祷;他的音乐包含着神圣,却更像是架起一座通往崇高的阶梯。诚如台湾音乐学者许丽雯所言:

    • “他的音乐中有最阴暗的鼓鸣、加了弱音器的铜管、哀哀呜咽的低音提琴,但在表达明亮与胜利时,一个个翱翔的音符又能毫无保留地传达出光明:亮丽的钟琴和柔和温婉的木管,引领人们直达天际。马勒的卓越,在于他用音乐反映了当时的世间百态,他的交响曲壮丽繁复,每一曲都是气势奔腾的巨作。但在音乐语言和形式上,他又应验了交响曲无所不包的箴言……进行曲、圆舞曲、乡村曲调、动物的叫声、喇叭声、军营号角声……童年的记忆与大自然的回音,都一一装进了这个缤纷瑰丽的万花筒。”

    就作品的形式而言,或许有人觉得马勒的音乐有些部分过于“世俗”或“芜杂”,但是,这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歌德这句至理而深邃的话,用以形容马勒的音乐可谓恰如其分。1806年,歌德为刚出版不久的古德意志民歌集《少年的魔号》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其中的评语也同样适用于评价马勒及其音乐作品:

    • “这本小书有权利被放在每一个住着生气勃勃的人的家里,在窗旁,在镜子下,或者在经常存放歌本和烹饪书的地方,以便在每个欢乐和苦恼的时候打开它;在里面,人们总能找到相同的或令精神振奋的东西,即使人们也许仅仅翻开一二页也罢……”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马勒的交响曲,其哲理构思之宏大深邃超过了前辈,但听起来却是积流成河,充沛而生动,绝无生涩做作之感;为何马勒音乐的辉煌与壮丽超越了他的前辈布鲁克纳,但布鲁克纳似乎终究是飞在云端,美过以后难免遗留下难以填补的失落,即使在他最“世俗”的谐谑曲,也常常是遗世独立的田园风景;而马勒,恰好相反,他的壮丽更脚踏实地,更植根于我们可感可触的身边世界和平常生活,常常在辉煌或壮丽之外,还充盈着祝福和赞美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歌德《浮士德》第一幕中,老学究浮士德博士终于离开书斋阁楼,来到乡间野外,见春光下自然万物蓬勃复苏,男女老少在田间劳作嬉戏,生机勃勃的情趣扑面而来。

    ●入世的人道主义者

    与音乐前辈们相比,马勒不仅是一个“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者,一个入世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富有悲悯之心的人道主义者。

    马勒对于自己的前辈及同辈有着可贵的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在当时,他极其罕见地没有介入一些带有时代局限性的音乐界“帮派”争斗中,显示出他那难得的宽容与包容。他是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拥护者,如同雨果·沃尔夫一样,但是与沃尔夫及当时大多数音乐家迥异的是,马勒没有对勃拉姆斯恶语相加。他同时理解这两类音乐家的伟大,而且并重地指挥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会在布鲁克纳首演自己《第三交响曲》遭遇观众中途退场时,留下来给予老师最及时的支持和鼓励;所以,他会为布鲁克纳埋单以便让出版商出版更多后者的乐谱;同时,他也会不顾路途遥远,多次去温泉伊史尔登门拜访并求教于勃拉姆斯,他曾在拜访勃拉姆斯以后写信道:“我越来越喜欢见这个老头儿了……他是一棵多结疤、粗壮的大树,但结有成熟甜蜜的果实,去见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是一种喜悦。”正是由于马勒所持的良好的兼容并蓄的心态,1897年,当他被任命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总监时,最给力的推荐信一封来自勃拉姆斯,另一封来自一代音乐评论大师、马勒在维亚纳大学时的音乐史教授、勃拉姆斯的坚定支持者汉斯立克。

    马勒深刻了解自己和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后者成为挚友并惺惺相惜,且他相当反感一些音乐批评家不是站在他这边就是站在施特劳斯那边的廉价方式。马勒与施特劳斯的音乐风格及理念纵然截然不同,但他们彼此坦诚相见、彼此勉励,成为音乐史上一段佳话,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音乐家相轻”形成鲜明对比;马勒也不喜欢法国德彪西的一些作品,但是却在美国大力首演了后者的《伊比利亚》和《春天的轮舞》。 虽然马勒并不喜欢几位晚辈,如策姆林斯基和勋伯格的某些作品,可是这毫不妨碍马勒尽全力在财力或人脉上支持他们。瓦尔特曾回忆当时这些年轻的后起之秀与马勒相见的情景:“所有这些负有进取心的有才华的追随者,从他们偶尔与马勒的见面中,总得到这样的印象:共感、关怀和善意。”

    马勒非常信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世界上若还有人受苦,又怎能说我是幸福的。”他那积极入世的视野除了投向音乐界,更投向了现实社会。

    马勒在皈依天主教以后,“丝毫也不缺少对欧洲地区包括东欧地区的穷苦的犹太民众在内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兴起,为普选权和公众生活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在激励着他……奥地利抵制反犹太主义力量的发展坚定了他的信心……他把自己列入开明和宽容的基督教团体之内”。在当时一个“德莱富斯案件中,维护真理、主持正义的人,后来都成为马勒的挚友。”

    1905年前后,在奥匈帝国内部,工人群众为争取普选权而开展的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当时的帝国首相高奇男爵甚至说:“我们不能否认新的居民阶层在形成人民意愿方面的基本权利。”马勒对当时的这些运动和新兴的工人阶层都极为关注。有一次,他遇到了工人游行队伍,回家后向妻子描述当时情景,他的妻子阿尔玛回忆道:“他在环形大街上遇到了工人游行队伍……于是和工人们走在了一起……大家都把他看作兄弟一样……他们的确是他的兄弟!这些人就是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马勒生活的时期,奥匈帝国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统治下,其对犹太人的宽容及对奥地利人的仁慈,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文化与经济的繁荣。同时,奥地利的民主化进程当时业已开始,新的选举法使得刚崭露头角的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二大党进入国会成为了可能。约瑟夫一世时期的民族宽容一直延续并扩展着,今天,无论在欧洲哪个角落,犹太民族都不再是“三重无家可归者”。并且,马勒在那个时代所企盼的民主化进程也一直在进化着,它席卷了欧洲所有国家并最终带来今天一个空前民主且团结的欧盟。如果马勒在天有知,应该会为当时对社会变革投以的热烈关注而格外欣慰。

    ●从科学到宗教

    音乐史上,大概没有哪位音乐家如马勒这样与社会现实发生深刻而广泛的联系。十九世纪的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科学与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它创造了大工业生产,并藉着生产关系割裂了原有的社会群体,产生了更多的社会阶层。马勒作为一位音乐家,异乎寻常地关注着当时推动社会的科学技术。

    马勒任职于维也纳皇家歌剧院时,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自己对于“物质的声音世界”的看法,包括音乐演奏中音色和音量的辩证观点等等,这些问题后来直接触及到二十世纪才诞生的音乐科学领域。

    马勒与挚友——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柏林纳——曾有过长期的友谊和通信,彼此就当时前沿的科学问题交换看法,柏林纳不仅是马勒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向导,也是马勒的“兼职”英语教师。阿诺德·柏林纳(Arnold Berliner,1862-1942),1886年毕业于布雷斯劳大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曾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室工作,并任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电灯工厂的负责人。马勒与柏林纳在汉堡相识。马勒对后者撰写的《物理教科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暑期作曲期间收到过柏林纳类似一个“完整的图书馆”的科学赠书。在某次拜访柏林纳之前,马勒致信道:“我希望今年冬天能去柏林,我定然去拜访您,我可以肯定,我们在头一眼就能认出彼此……我们之间关系的形成向我提供了保证,因为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思想和精神素质,而不是把年轻人联系起来的某种感情和情调。”

    此外,马勒曾经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讨论道:“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无垠的时空进程中,甚至自然规律也能改变;例如万有引力定律不再发生了——如物理学家海尔姆霍茨现在所认为的,万有引力在无限小的距离上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或许在无限大的距离上也是如此,比如在极其遥远的太阳系内部……您不妨对这一切想个究竟。”联想到1905年爱因斯坦方才发表狭义相对论而对经典物理定理发出挑战,可知马勒讨论的乃是当时最为前沿的物理学问题之一。

    马勒作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中年开始笃信天主教。但是马勒的宗教并非象牙塔似的,也并非像布鲁克纳那么纯粹,而是与社会现实乃至大自然紧密联系。马勒曾在给瓦尔特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如今我看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了——感觉如此生龙活虎,而生活的滋味远较过去更甜美……如果对自己以及对超乎我们之上的更高的存在不真诚,即使只有短短的时间,都是多么愚蠢。”“马勒植根很深的宗教虔诚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虔诚远离每一种渴望解脱和不朽的空想……他没有把复活的信仰依附于基督教义的文字上,而是基于‘生与死’都是‘永恒的生命进程’的一部分,万物莫不如此”(沃尔夫冈·施雷波)。正是基于这种植根于世俗,而又投射向真实世界的宗教信仰,马勒方能够从克洛普·斯托克那宗教意味甚浓的诗歌中发挥出如洪波滚滚、永不息止的生命力(《第二交响曲》“复活”),才能够将灵感高屋建瓴的横跨在美因茨主教毛努斯的赞美诗与人文主义者歌德的《浮士德》之间,仿佛一道从世俗到天国的壮丽长虹。

    无论从世俗抑或从艺术角度看,马勒的生命历程都显得异常丰富和完满。他曾以包括广泛运动在内的多种方式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地相处,也以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和神学来与社会思想发生联系,亲力亲为参与了包括指挥、歌剧制作和剧院管理在内的诸多艺术实践。他以积极入世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周遭的社会,使他撷获了至真的友谊并拥有了幸福的家庭。马勒总是以非常谦逊的态度谈论作曲,“不是我在创作,而是上帝在我身上演奏”。诚如斯言,马勒那些最宏伟挺拔的作品,如“第二”“第三”“第八”交响曲,是那样的真实而又神圣,大气磅礴,秀逸壮美,仿佛是马勒被注入圣灵而被迫写下这些造物主的“福音”一样。

    曾见证了马勒创作的指挥家瓦尔特与马勒相处了整整十七年(1894-1911年),涵盖了马勒《第二交响曲》以后所有的创作时期。他曾回忆道“马勒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熟悉任何平庸的时刻……我发现他总是处在高尚本性的顶峰,从没有什么改变。”

    ●复活,回响

    1911年5月18日,马勒辞世。5月22日,他栖身于维也纳格林卿公墓。行执绋之礼的指挥家瓦尔特,后来回忆道:

    • “当我们把灵柩抬入格林卿公墓时,霎时风雨大作,几乎使仪式无法进行。一大群前来送行的群众,人人静默不发一言。可是在灵柩放入墓穴的那一刻,突然间阳光穿破乌云映照大地,一道彩虹出现在天边。”

    一个世纪以后,贬斥与嘘声的浪潮都渐渐止息了,历史的洪流逐渐刻镂出巨人的身影。今天,马勒的作品成了考察指挥家及交响乐团素质的试金石。他的每一部交响曲,被公认为是有着深邃哲理和浓郁诗意的不朽作品。在美国与欧洲的众多音乐厅,他的作品在音乐会曲目中的比重和“票房”甚至超过了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而位列第一;而在唱片目录及版本数量上,马勒也几乎占据着“置顶”的位置。在近年出版的西方音乐书籍中,如著名音乐评论家雷布西特 (Norman Lebrecht)新近出版了《为什么是马勒?一个男人和十部交响曲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是近三年来西方最重要的马勒传记。其中作者将马勒交响曲的成就排在了最高位置,超过了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

    在激发马勒创作《大地之歌》的中国,从2010年至今,也史无前例地由南到北展开了马勒的纪念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越之前我们对任何其他音乐家(也许还包括艺术家)的纪念,这些活动包括:

    • 在北京王府井大教堂,中国的交响乐团与韩国女高音歌唱家曹秀美合作演出了马勒的早期艺术歌曲(在东方的教堂中,响起马勒的艺术歌声,该是多么美妙);
      从广州交响乐团到上海交响乐团,这两个中国大陆的一流乐团在2010-2011音乐季,轮番上演着马勒的交响曲与艺术歌曲;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盛大地上演了马勒的十八部作品,除了带编号的十部交响曲和《大地之歌》,还囊括了他的七套艺术歌曲、弦乐四重奏和部分改变作品,汇集了中国的顶尖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亦邀请了当今世界的著名艺术家参演;
      从10月6日的北京保利剧院,到10月9、10日的台北的音乐厅,再到10月30日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短短的金秋10月间,海峡两岸上演了四套壮阔的马勒《第八交响曲》,掀起一阵阵巨大的波澜。

    在一百年前,马勒为了在慕尼黑首演自己的《第八交响曲》,动用的人力和各方资源,浩浩荡荡,犹如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役——从慕尼黑到莱比锡,从法兰克福到维也纳,欧洲各地的演出团体纷纷行动起来,提前了半年进行演员遴选、排练和预演。最终,这场演出对观众的震撼和影响是空前的;其气氛之庄严热烈,其意义深远,已经公认为二十世纪奠基仪式似的伟大演出,它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犹如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的纽伦堡大会对于西方精神医学史的地位一样重要。“谁若经历了这场演出,那么马勒的艺术对于他就是永生”。马勒大概怎么也无法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遥远的中国也会如此隆重地上演同一部作品。当年首演的听众中,有三位都情不自禁的留下感言,这些文字传达了和我们今天同样的心声:

    • “马勒的音乐实在太雄伟了,仿佛第一个北美人目睹尼亚加拉大瀑布。”——指挥家烈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
      “我第一次对马勒的音乐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可以对自己说,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指挥家、作曲家,奥拓·克莱姆佩勒尔
      “您的第八交响曲,将是二十世纪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崇高伟大的艺术创造……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一位真正的伟人,在他身上体现了我们时代最严肃和最神圣的意志”。——德国近代文学奠基人,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

    本文选自《音乐爱好者》2011年12月号,由《音乐爱好者》杂志编辑部特别提供,未经允许请勿随意转载。

    • 《音乐爱好者》杂志2011年12月号目录

      ●人物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古斯塔夫·马勒百年祭》【马威】
      《华特湖畔的神韵——马勒<第八交响曲>》【大卫】
      《一个真性情的马勒》【曹立群】
      《生死马勒》【庄加逊】
      《享受音乐吧!——普列特涅夫访谈》【姚伊为】
      《莱托时代的柏林爱乐 》【林旖】
      ●乐海博览
      《郎朗激情四射多伦多》【余丹清】
      《年轻的李斯特们》【钱泥】
      《库尔特·桑德林的传奇艺术生涯 》【王崇刚】
      《阿波罗式演释的指挥大师库特·桑德林》【唐若甫】
      《斯卡拉蒂:一个除去面具的歌剧大师?》【胡越菲】
      ●听乐记
      《“活着”的巴赫——记斯图加特巴赫学院音乐会》【陈俐敏】
      《澳门2011年国际音乐节》【刘靖之】
      《港澳乐坛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周炳揆】
      ●赏片评碟
      《我的冷门音乐CD陈列馆:展品之八——恩里克·格拉纳多斯》【徐家祯】
      《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兔洞悟道【梁晴】
      《斯卡拉蒂的宗教声乐作品》【今天晴】
      ●乐坛资讯
      《外刊介绍》【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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